中国如果不在更高层次上扩大开放，将有被边缘化的可能。

自贸区不会做成集装箱的堆场，并探索同大长三角周边地区的错位竞争和有效协同合作。预期率先在试验区范围内改革投资项目管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管理、工商登记这三个环节。

在笔者的《中国秘笈：摸石头、山寨机和锦标赛》一文中，我指出中国过去的核心驱动力本质上是——半市场化的要素垄断定价加速了资本积累和促进了国际贸易竞争优势。因此自贸区内投资会大部分实行备案制，取消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等诸多限制。鼓励成立对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探索发展并购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产品创新，逐步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并提供相应的中介服务，支持富余产能向境外有序转移，让自贸区同时成为中国资本走向世界的平台，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但别忘了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啊。这也是上海的新机遇、新使命和新征程。

目前来看，因为有关法律停止实施的时限是三年，因此上海自贸区第一个试验期和保护期应该最多就是这么长，当然一旦试验成功，就不排除会继续扩大口岸开放，实现由点带面的大规模突破。如果直接遵守其中的环保、知识产权、劳工保护以及国有企业等条款（还有农产品），就等于自废武功。然而一旦否定了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不存在了，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社会了，还遑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切政策措施都必须按照巩固基本制度的要求来设计和安排。

仿佛我们的改革，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大家知道，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指出：搞改革还是一种探索，一种试验。但中国社会存在种种问题，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包括国有经济和党政机构)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

三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关键是要明确哪些东西是必须坚持的、不能改的，而且是再过多长时间也不改的，在此前提下，再研究改什么和怎么改。这种情况再也不能允许存在了。

这就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不走封闭僵化老路的含义;第二，改革必须在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进行，只讲改革，不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样的改革就会走到社会主义的反面去，改得不成其为社会主义本身了，这就是十八大报告提出要防止的改革的邪路，即改旗易帜的道路。吴敬琏在2012年12月出版的《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就是一个谈论经济改革方向的典型例子。他在1989年指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换句话说，改革的对象不是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是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不完善的方面。

他说：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十八大刚刚开过，就有人组织改革共识论坛，提出当前改革的方向是实行宪政民主，而且把它说成是共识，强加于人，并喊出中国梦，宪政梦的口号。具体说来，在政治领域，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制度等政体的基本制度;在经济领域，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机制;在文化领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内在联系的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它是从属于基本制度的、第二位的东西，它必须体现、反映基本制度的特点和要求。

总结我们30多年来改革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党经过几代领导集体艰苦探索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我们必须坚持，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必须坚持。分歧在于，在我国的条件下，第一，新自由主义认为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要搞市场经济，必须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公有制是可以同市场经济相容的，我们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强调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即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那么，具体说来，哪些是应该改革的，哪些是不能改的，即必须坚持的呢?这不是人们主观设定的，不是精英们关起门来搞某种制度设计设计出来的，这里有着客观必然性。从现象上看，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似乎两者没有多大区别，然而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同新自由主义在市场经济问题上存在着原则分歧。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它占了我们党的全部历史的三分之一的历程。在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邓小平尖锐地指出：现在大家都赞成改革，但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实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是当前有关改革问题的主要错误倾向。⑨那么，吴敬琏主张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呢?从他对改革开放以来形势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的改革应该朝着下面两个方向进行：第一，应该取消国有经济，实行彻底的私有化;第二，应该取消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调控，实行彻底的市场化。

为此，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所以，谈到改革，必须先把这些不改的、而且是过多长时间都不改的东西确定下来，然后再研究改什么。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种经济制度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而且是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建立的自由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既适应又不适应的状态，使得我们不能笼统地谈论改革，在确定改革的对象时，必须进行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哪些是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改革的;哪些是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必须坚持，也就是说不应该改的。二不能不承认，我国改革发展到了今天，仍然存在着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在舆论界，谈论什么东西不应该改革，这是一个敏感的、甚至有点犯忌的话题，仿佛谁提出不改什么，那就是反对改革，就要受到谴责。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一度泛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经济学界的舆论，影响了我国的实际经济工作。

造成了这样一种舆论氛围：只要打着改革的旗号，不管是改什么、怎么改，他就是改革派，就要赞扬，所谓只准改革犯错误，不准不改革;或者说，宁要不完善的改革，不要不改革。一中央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落实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

必须在坚持这些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讨论改什么的问题。不能一面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面在设计和实施改革措施时却又违反基本制度的要求。

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确定不改什么，这是当前有关改革问题争论的焦点。

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还说什么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启迪，尤其是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问题，才提出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建立商品经济的主张。⑩《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问题是要及时总结经验，不要犯大错误。

②有人不赞成对改革进行反思，仿佛只要是改革就是对的，提出反思改革就是反对改革的口号，这是不对的。④然而，在我国改革过程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竭力引导改革朝资本主义方向开展。

在那个年代，在西方国家里，新自由主义是时髦的、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他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说，市场万能、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是疯狂的。从长远来看，无非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并最终发展到共产主义去，我国的改革坚持的就是这个方向;一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通过改革把社会主义制度改成资本主义制度。